走出道德的避难室

走出道德的避难室

Moral Wiggle Room

经济学理论解释下的这一心理学实验

2005 年,三位分别来自 UIUC, CMU, 和 Gtech 的心理学家设计了一个让参与实验者成为独裁者并进行博弈的实验[^1],独裁者需要选择如何将固定额的利益分配给被分配者——不可违抗独裁者选择的一方,由实验人员担当——和自己;实验分为两个对照组和一个实验组三组。 [^1]: Dana, Jason; Weber, Roberto A.; and Kuang, Jason Xi, “Exploiting Moral Wiggle Room: Experiments Demonstrating an Illusory Preference for Fairness” (2005). Department of Social and Decision Sciences. Paper 8. http://repository.cmu.edu/sds/8

第一个对照组可以在「公平分配」与「非公平分配」[^2] 中选择一种,74% 的独裁者选择了前一种。 [^2]: 指自主分配,独裁者通常占比更大(原实验是 8:2);下文为方便理解称「独占」。

第二个对照组中,规则稍加改变:同样在「公平」与「非公平 / 独占」中选择,此时「公平分配」被设定为能让独裁者和被分配者双赢的最优解(the fair and efficient outcome):让对方获益而不减损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自己的利益而不亏待对方。这一组中 100% 的独裁者选择了公平分配。

最有意思的是实验组。其他条件与第二个对照组相同,实验组中独裁者只拥有混淆(obfuscated)的行为-结果联系。独裁者分配前并不知道自己所处的是「独占优于公平分配」——即第一个对照组的规则——还是「公平优于独占」第二个对照组的规则。然而,独裁者可以选择是否破除这一混淆的情况:独裁者可选择是否提前获知自己所处的游戏规则,再进行分配。实验者中 50% 的人选择了「放弃知情」,成为「无辜的不知情者。」

Subjects playing the same game instead choose to maximize their own payoffs, at the expense of fairness and efficiency, when the recipients’ payoffs are uncertain, even if this uncertainty can be costlessly resolved. 当被试者的付出-回报不确定时,被试者(即独裁者们)在相同的规则下,宁愿放弃公平和效率,也选择最大化自己的利益。即使这一不确定情况可以被轻易破除。

尝试运用学到的经济学博弈(game theory),我自己画了一个表格去研究实验组博弈的原理,填的数字都是原实验使用的;如下:

实验的设定,在信息透明或说所有人知情时,第一组的独裁者倾向于公平分配(说明独裁者考虑了自己行为的外部性,即被分配者的收益);第二组的独裁者倾向于独占分配(由于此时独占反而让被分配者收益更多,何乐而不为)。实验组的独裁者在不知情自己所处规则的情况下,策略分布是这样的:

Xnip2019-05-06_16-09-09.jpg

如果独裁者真的有无私倾向——无论是由于个人倾向还是社会期待(social expectation)——那么其每一次选择都会考虑到被分配者的利益。若实际情况是第一组规则,独裁者考虑到被分配者理应选择公平分配(5, 5);而若是第二组规则则会选择独占分配(6, 5)。但由于两组规则不能同时存在,整个博弈不存在主策略。

而问题来了。当独裁者不清楚自己处于哪个规则,独裁者比较 (5, 5) 和 (6, 5) 时就会总选择后者——即独占。我们还不能控诉这一选择,因为他们能够辩解:这是我能做的最好的选择。实际上,独占只是对于独裁者个人的主策略。这也就说明独裁者实际上并不在意被分配者的利益。

即,独裁者眼中看到的情形是这样的: Xnip2019-05-06_16-14-55.jpg

选择独占是再自然不过的了。


不知者无罪

这一实验驳回许多证明人有社会最大化偏好,或无私偏好(altruism),的实验:人即使行无私行为时,也是与最大化个人利益的动机一致的;例如在这一实验中,第二对照组独裁者选择公平分配或许仅仅是因为独裁者感觉到自己「有必要」这么做,而非「想要」这么做,否则在实验组中,独裁者理应选择知情并根据规则选择公平分配。这一有意识地(strategically)放弃知情,而因此逃脱了某种社会期望和道德约束的决策,被称为「道德避难(Moral Swiggling)」

「可以选择无知」就给了人们一个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我们可以通过自我欺骗来理直气壮地作恶。——“道德避难室” - 陈茁的文章 - 知乎

在我并不漫长的生涯里,我时常听到这样一种说辞:『我不知道会造成这样的后果』,或『我不知道有这规则,我不知情』。这里的「规则」指的有可能是某种没有被写下的潜规则,但有时也是已经被多次公开声明的事项;总之,总有人「不知情」。这样的借口潜在的前提为:

  1. 只有知情者应该遵守这一规则;
  2. 只有知情者应该被这一规则所仲裁;

顿生疑惑:「无知者无罪」究竟是否成立?人们会用其作为谋取个人利益的工具吗?

托人利己:不知者并非不知者

该实验的设计者之一 Roberto Weber 在 2010 年[^3]将道德避难室应用于委托代理关系(Principal-agent)的情形。其中,委托人往往以道德避难的方式,即声称自己不知情,来避免承担代理人所做的恶事——即使委托人或许实际上知情。 [^3]: John R. Hamman & George Loewenstein & Roberto A. Weber, 2010. “Self-Interest through Delegation: An Additional Rationale for the Principal-Agent Relationship”, https://ideas.repec.org/a/aea/aecrev/v100y2010i4p1826-46.html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vol. 100(4), pages 1826-1846, September.

明知故犯:知与不知的界限

在实际案例中,刑法对于不同罪名判定犯罪者是否是「不知情」是不同的。通常判断依据一为实施者是否意识到自己有犯罪行为,二为是否意识到自己犯的是哪一种罪;同时罪名越重对「知情」的认知要求越高,且往往通过定性而非定量的方式判断。

对认识程度要求低些的,如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中,只要求行为人笼统地认识到涉案财物“来路不正”,但不要求他能认识到财物是抢的偷的骗的;而窝藏、转移、隐瞒毒品、毒赃罪,则要求行为人能够准确认识涉案财物是“毒品、毒赃”。 又如向不特定公众的投毒行为,只需要行为人认识到“可能”有人会中毒而死,而不需要他充分认识到“可能性多大”、“具体有多少人”等细节。 而另外一些罪名中,则需要准确区分认识因素,以便确定此罪与彼罪。典型的就是故意伤害罪与故意杀人罪。 ——“不知者无罪”的一些思考” - 月姬魔夜的文章 - 知乎,

有趣的是,如果醉酒犯罪——例如开车喝酒——被归于「原因自由行为」。简单地说,虽然醉酒人在无意识状态下没有认知能力,但其有意识地让自己陷入无意识境地,也需要承担责任;这一点和「道德避难室」实验中有意识地让自己「不知情」的独裁者有相似处。

个人均衡与人设崩塌——本该被放到另一篇文章单独说的

关于「个人均衡」的细节还是放到之后的文章展开。

一言蔽之,当我们给自己建构的『自我』与行动上的『自我』有不一致——例如建构的『我』是个瘦子,而行动上的『我』是个胖子——为避免造成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我们倾向于蒙蔽自己——”既然今天跑步了那么吃一块蛋糕也没什么“——以觉得好受些。要理解这一逻辑,本质上就是将社会期望转化为个人期望,并将受社会期望而做决策的独裁者变为做个人日常决策的我们就可以了。

所以……

「无知者无罪」实际上是根据一个人的主观目的来对其行为做判断的说辞;而它是否正确?我不能保证我知道。但无知者总归应当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否则,就如同无政府社会中自由的泛滥带来的后果,没有人再承担责任了。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都尝试过证明人有无私的天性或偏好,但「道德避难室」似乎一定程度上削减了这一希望。

或许无知者真的无罪, 但我们都不要做那个欺骗自己的人。